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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泰人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博士研究生
这两天，少林寺住持释永信再度引发舆论关注。不过，这次是由于私生活混乱和涉嫌侵占寺院资产被多部门联合调查，并被中国佛教协会注销了戒牒。
注销戒牒等于开除僧籍，使释永信丧失了宗教身份合法性，此措施在佛教中几乎属于最高惩戒。这是因为他被指触犯佛门核心五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中的偷盗、邪淫两项，动摇了僧人身份最基本的社会认同。
接下来，释永信可能面临法律制裁。关于他在两性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的情况，法律难以管辖。而他侵占寺院资产的行为，涉嫌职务侵占罪或者挪用资金罪，很有可能被法院判处刑罚。
职务侵占罪或者挪用资金罪规制的都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害单位财产的行为。区别在于，职务侵占是直接将单位财物占为己有，挪用资金则是非法使用单位的财物，比如用单位资金去炒股、放贷等。
在刑期上，如果数额特别巨大，职务侵占罪最高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挪用资金罪最高可以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网络上有这样的疑问：少林寺是否属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方丈释永信又能否被认为是工作人员？
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2004年公安部经侦局的批复曾对此予以确认，指出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占或挪用宗教活动场所公共财产的，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或挪用资金罪。
僧人还是商人？
实际上，说少林寺是一家成功的企业也没什么问题。寺院本身不仅有大量的门票、香火钱收入，且公开信息显示，少林寺及其实际控制的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了多家公司，涉及文娱、食品、医药、服饰等各方面，旗下拥有数百枚商标，2023年更以4.52亿元购入郑州商业用地，据称还在澳洲购地建设四星级酒店和高尔夫球场。一手打造少林寺商业版图的释永信，是多家少林寺关联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管理人员，能够实际控制大量资产。
因此，有人将释永信称为少林“CEO”。经过他的运营，少林寺从破败走向繁荣，少林文化也被推广到全世界。从释永信一系列经营操作来看，这个人大胆又极富商业智慧。他借着电影《少林寺》的热映，成立少林武僧团全国巡演，重建少林楼阁，举办庆典，建设网站，授权拍电影，办选秀节目……他本人也很高调，不但与各路明星往来密切，还现身联合国会议发表演讲，前两年甚至到Meta洛杉矶总部做了“禅宗遇到AI”主题分享，俨然是个成功商人。
另一方面，由于其毕竟是僧人而非真的商人，释永信的德行一直充满争议。网传他身披价值16万的袈裟，有多辆豪车、多名情人和私生子。2015年，还有数名少林寺僧人实名举报释永信侵占少林寺资产，以及私生活混乱。但释永信本人一直没有正面回复这些争议，河南省组建的调查组最后认定相关举报不属实，仅对少林寺给出了模糊的整改建议。直到近期，释永信被调查的通报才又一次唤醒了大众的记忆。
在人们通常的认知中，佛门中人六根清净，不被红尘世俗所扰。中国佛教协会发布的《佛教教职人员行为守则》要求：“保持少欲知足、淡泊名利的僧伽本色。”然而，无论什么宗教，宗门庙宇并非清净之地，剃度的僧人也摆脱不了人性的贪婪。相反，世界上每年都有宗教人员涉嫌巨额财产犯罪的丑闻被爆出。
2022年有泰国“高僧”死后搜出床下藏匿200万美元赃款，2023年有红衣主教因挪用资金造成数亿美元损失被梵蒂冈法院判刑，2024年美国浸信会牧师承认窃取40多万美元，2025年韩国“统一教”教主挪用信徒献金赌博，亏损数千万元……
显然，仅凭信仰和道德根本无法遏制人内心的幽暗，事后的法律救济也通常只是亡羊补牢，在庞大的金钱利益下难以形成有效威慑。
预防宗教从业人员腐败，应当将其从信仰运作的黑箱，拉入世俗社会的监督轨道，通过财务公开消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空间。
宗教场所的财务应向全民公开
少林寺这类宗教场所的重要财产来源之一是出售“信仰商品”，比如开光、做法事、上香、求签，信仰商品连接了现世的行动与彼岸的意义。“功德”“福报”等概念是高度抽象、精神性的，难以用日常经验衡量。信众渴望一种具体的、可感知的方式来积累或获得它们，以缓解对未知的焦虑和对自身不足的担忧。金钱是看得见、摸得着、可以精确计量的实体。将金钱捐赠与积累功德/赎罪联系起来，为抽象的精神追求提供了一种可量化、可执行、即时反馈的途径。捐出一笔钱，仿佛就“看到”或“买到”了一份具体的功德或赦免，极大地满足了心理上对掌控感和确定感的需求。
利用人的这种心理需求，信仰商品能够攫取大量超额利润。马克思主义认为，商品的价值由其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市场价格围绕价值波动，长时期内趋向于价值。但生产信仰商品只需要很少甚至不需要劳动，就能售出高价，具有明显的剥削性质。
如果说传统的和尚念诵也算是一种专业性较强的服务性劳动的话，那么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功德箱、“扫码烧金”等形式就是更加赤裸的暴利商品。
既然出售普通商品的上市公司需要财务公开，出售信仰商品的宗教场所就更需要财务公开。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仅需将财务报告送交股东，因为其运营仅关乎股东利益，因此可以不对社会公众公开。但对于公开发行股份的上市公司，法律强制其披露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公开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核心财务数据，以及对投资者决策有重大影响的非财务信息。
这是因为上市公司享有公众资本，其投资者或潜在投资者是不特定的对象，信息不对称不但可能导致腐败、滥用资金或欺诈，也会导致非理性的投资，因此必须以高度透明化履行对社会的责任。
从事经营的宗教场所比上市公司更有向全社会财务公开的必要。和普通商品相比，信仰商品具有不可验证性，其市场价值完全建立在对宗教人员的信任之上。
衣服的优劣可以通过样式、布料、舒适度来衡量，食品的好坏可以通过口味、卫生、食材来判断。但开光到底耗费了高僧多少法力、第一炷高香有没有引起佛祖的特别关照，功德箱的钱有没有进入罗汉菩萨的口袋，这些都无法由消费者验证，也难以被有关部门检查，需要通过财务透明抑制腐败。
目前，我国法规仅规定了宗教场所对信教公民的公开义务。《宗教事务条例》第58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的财务收支和捐赠的接受使用情况，应当向所在地的宗教事务部门报告，“并以适当方式向信教公民公布。”《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办法》第47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的财务情况“接受本场所宗教教职人员、捐赠人和信教公民的监督”，同时“捐赠人和信教公民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场所管理组织应当采纳，并以适当方式向捐赠人和信教公民反馈”。
由于我国宗教信仰的特殊性，仅对信教公民的财务公开是不够的。这不仅是因为我国主流宗教的信仰排他性不强，具有民俗文化的属性，普通民众也可能购买信仰商品以获得心理上的安慰，构成潜在的信众，拥有知情权。
更重要的是，不对全社会公开将滋生信仰特权。宗教场所通过垄断对信仰商品的解释权，进而垄断了定价权；这种垄断权力，导致经济上的不平等，违背公平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我们尊重宗教场所基于历史文化的现实存在，但不能允许其在商业运营上具有世俗特权，不能允许某些人不需要通过劳动，而仅凭宗教文化光环和无法验证的神佛故事，就能获取巨额物质利益。否则，就是对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的歧视，制造了有信仰的公民和无信仰的公民在法律上的不平等。
因此，宗教场所的财务具有公共属性，所有公民都对其使用情况有知情权。不仅对于信徒来说，作为“投资者”，他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捐赠是被用于寺庙修缮、慈善事业或其他正当用途，而非被寺庙管理人员中饱私囊。
而且，对于不信教的人来说，只有寺院财务公开能使他们相信，在世俗法治下，僧人并不拥有超越普通劳动者的经济特权，财富必须通过自己勤恳诚实的手脚来创造。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更多的释永信，也能破除大众的偏见和疑虑，佛教协会也就不用每年都对寺庙高薪招人还送房产的假新闻出来辟谣了。
“法治理想国”由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赵宏、李红勃、罗翔共同发起，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栏目。
主编｜萧轶
